想當然地認為《組織》是一本有關組織的書，那是一種誤讀；作者詹姆斯?馬奇和赫伯特?西蒙再三強調(diào)，“本書的核心概念自始至終不是等級制而是決策，是組織內(nèi)部指導和支持決策過程并為其提供資料的信息流。”決策是什么、何時做決策和誰來做決策，不難發(fā)現(xiàn)，“決策是如何產(chǎn)生的”仍然是《組織》所關心的問題。
這讓人不禁聯(lián)想到兩位作者之前的幾本書，如詹姆斯?馬奇的《決策是如何產(chǎn)生的》和赫伯特?西蒙的《經(jīng)濟學和行為科學中的決策理論》、《管理決策的新科學》等。這些著述都探討了理性主體面對復雜環(huán)境如何進行決策的過程，且都無一例外地運用了社會學、心理學、經(jīng)濟學和行為學的知識。盡管角度、程度略有不同，但馬奇和西蒙卻不約而同地認可這樣一個觀點：理性的決策是不存在的。盡管人們一再思考、設計、預測，但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主觀或客觀的），導致其理性也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行為并不總是像理性觀點假設的那樣是可以被預計的。至此，無論是馬奇還是西蒙，對于決策似乎已說得相當清楚，然而這就意味著，兩個人合寫的《組織》試圖對決策做進一步的明確是否還有必要？如果有，它又會是什么呢？令馬奇和西蒙意猶未盡、卷土重來的動機又是什么？
《組織》開篇，馬奇和西蒙就迫切地提出“組織作為社會機構(gòu)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組織重要是因為人們在組織中度過大半人生。大多數(shù)成年人口把睡眠以外的1/3以上的時間用于雇用他們的組織，兒童幾乎把同樣多的時間用于學校組織。同樣，無數(shù)其他組織占據(jù)了兒童和成年人的大部分閑暇時間，而且大多是自愿的。于是這對專注于解釋人類行為的兩位大師來說，自然不會放過對組織中的人們是如何決策這一問題的研究。換言之，他們將著重探究作為社會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組織是如何影響個體的，以及個體如何應對這些影響。
為此，他們提出三個假設。第一，組織成員（特別是雇員）天生是消極被動的工具，能夠完成工作和接受指示，但不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主動行動和施加影響。第二，組織成員的態(tài)度、價值觀念和目標影響組織；只有受到激勵或誘導他們才會參與組織行為系統(tǒng)；他們的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不完全一致；實際的或潛在的目標沖突使權(quán)力現(xiàn)象、態(tài)度和士氣成為解釋組織行為的關鍵因素。第三，組織成員是決策者和問題解決者，感知和思考過程也是解釋組織行為的關鍵。
在兩位作者看來，這三組命題的假設并不矛盾，人具有全部三項假設，但不是任何論述組織理論的著作都接受這一觀點，學者們的關注點明顯不同。例如，在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中他傾向于把人當作工具，而一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強調(diào)態(tài)度與動機，經(jīng)濟學家、研究計劃的學者、研究組織溝通與問題解決的心理學家則強調(diào)理性。此外，馬奇和西蒙還認為，論述組織行為的理論應該是考慮到組織中人的行為的工具性、考慮到人的動機與態(tài)度、考慮到人的理性限制的整體理論。但由于人和組織有限的理性，因此，其決策并不必然是正確的。
毫無疑問，馬奇和西蒙的總結(jié)延續(xù)了他們之前的論調(diào)，歸納一下，無外乎有限的理性、局限的決策。組織中的人，不管是普通員工還是企業(yè)領導，常常會被誤導或缺乏必要信息，無法準確地預計和分析其行為后果。哪怕他們的目標是明確的、穩(wěn)定的，但面對具體情境時也很容易變得含糊、不協(xié)調(diào)、以及變化不定的。所以，當面對一度在組織經(jīng)濟理論中占優(yōu)勢且廣泛流行的觀點（該觀點認為組織行為是對外部環(huán)境的即時和獨特適應；決策僅僅取決于限制，因此不用考慮決策過程的任何特征），他們選擇作出強有力的回應。他們指出，決策后果不僅決定于環(huán)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于組織和決策過程。有限理性引入大量不確定性而存在多種平衡；但不管怎樣，平衡的時間相對環(huán)境變化相當緩慢。外部環(huán)境實際上不是外在的而是（部分）由組織及其決策產(chǎn)生的。這些不確定的行為因素使組織決策不可能僅僅根據(jù)對“客觀”限制的了解做出預計。從這個意義上說，《組織》的出現(xiàn)是為了對肯定決策結(jié)果而否認決策過程重要性的傳統(tǒng)觀點的“反對”。
由于馬奇和西蒙之前對“決策”有過長期深入的研究，因此表現(xiàn)在《組織》上的是大量的文獻綜述、豐富的模型構(gòu)建和清晰的思維邏輯。當然，這不是一本好讀的書，較強的學術性使得它偏重于理性演繹，而非故事敘述（后者是一般商業(yè)暢銷書的慣用敘事手法），因此，讀起來多少有些艱澀。但不可否認，這的確是一本好書，在組織行為和決策理論領域，《組織》的地位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