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的收入不平等不僅很嚴重，而且差不多同樣嚴重（這種情況已有十年之久），此外，收入不平等也逐漸成為兩國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美國總統(tǒng)歐巴馬將收入不平等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它顛覆民主，并危害機會的平等，而民主和機會這兩者可說是美國夢賴以建立的兩大支柱。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新當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承諾，著手處理收入不平等，將是他任內的「當務之急」。中國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會破壞中共不受限制賴以掌權的關鍵理由。
美、中都面臨轉折點，這個轉折點讓兩國陷入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而且?guī)缀跏窃?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同時發(fā)生。隨著里根當選美國總統(tǒng)，以及高實質利率、較低「非勞動」（資本）所得稅率等政策，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擴大，而且之后在整個1980年代和1990年代持續(xù)增加，最后在2000年代達到極高的水平，并維持平穩(wěn)。根據吉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評估，整體收入是：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從大約35個吉尼點增加到45個吉尼點，亦即，從中級OECD國家不平等水平，升高到只被墨西哥和土耳其超越的一個OECD偏離值。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在1978年實施土地私有制，并因此展開35年空前的高度經濟成長和日益擴大的收入不平等時期。在該時期，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的速度，甚至超越美國：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從低于美國的水平，上升到等于或略高于美國的水平。
在美國，從經濟學家采用的解釋因素來說，收入不平等的成長受到過度決定（over-determined）。有許多因素促成更嚴重的不平等，這些因素有時被引證，有時獲得實證顯示，但可以有效地分成三類：科技進展、全球化和經濟政策。偏好高技術勞工而非低技術勞工，所達成的科技進展，可能促使（教育程度高者）薪資溢酬增加和收入不平等持續(xù)擴大。全球化可能提供了來自中國的更廉價進口品，讓美國企業(yè)雇用更便宜的海外勞工，促使低技術勞工薪資降低，并擴大了高技術勞工和低技術勞工之間的落差。此外，全球化讓資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自由流動，使企業(yè)家能夠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資金用途，并使獲利率繼續(xù)增加，改變分配，以利于資金和富人。最后，經濟政策借著降低富人稅收，使這些收入不平等的趨勢更加惡化。
中期來說，這三種力量最可能的演變是什么？按照定義來看，科技進展會采取的形式無法預測，但沒有任何數據顯示，我們可能進入偏好無技術勞工創(chuàng)新的年代。部分創(chuàng)新可能屬于這類，例如運用手機讓非洲小型農民取得更精確的最新價格信息，進而增加他們的收入。但是沒有任何信息顯示，類似的創(chuàng)新即將問世，以協(xié)助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勞工。就我們所知，全球化也已經展開，而且可能持續(xù)下去。其中可能有微乎其微的緊縮，但它釋出的力量過于強大，從中獲益的人太多（特別是在亞洲），所以除非爆發(fā)世界大戰(zhàn)規(guī)模的重大戰(zhàn)爭，否則不可能走回頭路。
這讓我們制定出經濟政策，但目前的消息相當不樂觀。三十年來意識型態(tài)導向的親市場改革，加上富人影響政治程序的能力越來越大，已經對政治議程上的前1%議題造成束縛。富人投入數十年的心力和財力在智庫以及游說支持低所得稅和財產稅上，不可能會突然改變心意。雖然眾所周知，哪些經濟政策能夠縮小收入不平等──更高的最低薪資、便低廉的公共教育，以及最重要的，更高的稅率──但是要加以落實，機率相當渺茫。
因此從中期來說，美國大約會繼續(xù)維持現狀，但長遠來說，富豪治理以及中產階級持續(xù)空洞化，可能會撼動民主的基礎。收入不平等現在可能不會大幅改變美國的生活方式，但會使美國的民主政治空虛，并深植對美國政治制度不滿的種子。
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原因不同。在中國，收入不平等擴大，主要是因為勞工從低生產力的農業(yè)轉換為生產力較高的行業(yè)，類似1800年代中期和20世紀初之間的英國行業(yè)演進，或者就此事而言，類似1800年代末和1927年之間的美國。就像英國和美國一樣，在收入不平等上，中國遵循著密集上揚的顧志耐曲線〔以俄裔美國統(tǒng)計學家和經濟學家賽門．顧志耐（Simon Kuznets）的名字命名〕，這是所有或大部分工業(yè)化國家的特征。但是在特定的點之后，或是顧志耐的理論所顯示的，平衡的要素開始生效：農業(yè)生產力提高使得城鄉(xiāng)差距縮小，更多人獲得教育〔技能溢酬（skill premium）減少〕，財富增加和人口老化促使社會福利的需求增加，進而重新分配。這基本上是美國及英國大約100年前所遵循的途徑，在此之前，他們經歷了收入不平等的最高峰。根據那種對中國收入不平等的理解，人們可以感到樂觀：有一些強大勢力可能會在未來抑制收入不平等。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初步的跡象：從日益上揚的薪資，乃至于將社會安全網擴及都市國營部門勞工的需求，可以看出來。
但是有一些理由讓人無法這么樂觀。從「收入不平等使所有落差惡化」的意義來看，中國收入不平等真的很驚人：中國城鄉(xiāng)差距比世上任何國家都大；富裕的沿海省份和貧窮的西部地區(qū)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資本所有者（在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差距極大。扭轉收入不平等，意味著減少其中一些落差，這是相當艱巨的任務：誰會阻止一位上海高教育水平技術人員賺更多錢，或是迫使他與一位湖南農民分享所得？偏遠的貧窮省份會如何變得更為發(fā)達？富裕的省份會愿意提供需求孔急的資金移轉嗎？
更重要的是，一黨獨大的政治體系，促使政府各個層級、尤其是高層的大規(guī)模腐敗。最近一則丑聞揭露，中國高層官員的近親在加勒比海設置秘密銀行賬戶，這強調了整個體系貪污的范圍龐大。如同美國頂層的1%，想要看到從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中獲得最多利益的人們，投票贊成讓自己減少福利、減少津貼和減少貪污的機會，難如登天。
因此，中國和美國的政壇似乎都反對任何阻止或抑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實際解決方案。
但是中國的情況更加嚴重。對收入不平等的不滿，可能很容易擴及對政治解放的需求。那種民主的選擇特別吸引人，因為執(zhí)政者的貪污與他們統(tǒng)治的理由──共產主義──并存，而這個理由已經過時，況且菁英本身顯然不把它放在眼里。令中國政治人物更加苦惱的是，官方意識型態(tài)與現實情況之間的差距很大，而且解決這個落差的政治替代選擇是存在的。在美國，意識型態(tài)和現實情況之間的差距較小，政治替代選擇比較不清楚，或至少在群眾間獲得較少的支持。
在美國和中國，解決嚴重收入不平等的方法存在于政治領域，但不太可能有短期的解決方法。長期來說，能否改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要視中國的民主反抗以及美國的民主復興而定。